电视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有多重要？答案不言而喻。电视也被世人公认为20世纪影响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快速发展，电视经历了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从模拟电视到数字电视的变革。即使到了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在传递信息、传播文化、大众娱乐等方面，电视的地位依然不可替代。

然而，现在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彩色电视荧光屏上的人面依然呈猪肝色，红旗是紫红色。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即是当时我国电视台的彩色电视彩色复原技术不过关。而攻破这一技术难关，实现历史性突破的是一位己经离开我们38年的中年科学家。

他就是蒋筑英(1938.8-1982.6 )，浙江杭州人，中国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1962年，蒋筑英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成为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晰的研究生。1965年，和研究小组研制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还使X光射线的检测精度达到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多个关键技术难题。1982年6月15日，蒋筑英积劳成疾，患病离世，终年43岁。

 蒋筑英是我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逝世后被追认为全国劳动模范的知识分子。他在光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在工作生活中乐于助人，不求名利。他一生追逐科学之光，短暂的一生却焕发了最耀眼的光芒，他的进取精神和高尚人格，也将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为民族崛起而努力拼搏这位中国光学事业的杰出科技者，为中国的光学事业奋斗了20多年，献出了年仅43岁的生命。聂荣臻元帅称赞他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我的事业在东北

 1962年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湖边掷镯徘徊，他遇到难题了吗? 是的，他正在为自己未来的道路选择进行

着激烈的内心斗争。一边是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的母亲，希望他回杭州或上海工作，以便照应家庭；一边是他从未去过的地方，祖国的东北—长春，中国光学事业的重要基地。母亲的呼唤和祖国的需要，何去何从？他犹豫了，目光凝望着微波荡漾的湖水，思绪飞回了从前……

    1938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他的父母为了躲避战争，举家离开了风景秀丽的杭州，颠沛流离到了贵阳，也正是这一年，他降生了。

    在他16岁那年，父亲因政治历史问题被错判入狱。全家断了经济来源，他和5个弟妹的生活只能靠母亲在家糊火柴盒的微薄收入维系。

    社会给他的有苦酒，也有蜂蜜。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是靠人民助学金完成学业的。

“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他学习异常刻苦，准备将来报答党的栽培。

    大学期间10个寒暑假，有8个他是在学校图书馆度过。想到这，他突然想起母亲的话:“你要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是啊，要做对国家有用的人……”他长舒口气，毅然做出了抉择：去东北。

    他考取了长春光机所所长王大衍的研究生，迈出了攀登光学高峰的第一步。

60年代初，国外在光学传递函数的研究方面己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而在我国仍是一张白纸。导师王大衍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一课题。

  这项科研，是开创性的工作，在我国前无古人，今人谁也没做过，困难重重。很多人在困难面前却步，蒋筑英却常说:“科研的道路是

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餐，搞四年才发现放射性元素镭。我们还搞不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

继续干!”

    经过700个日日夜夜的努力，蒋筑英和伙伴们一起，终于在1965年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日本学者参观了这套装

置后，深为惊异:“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搞出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蒋筑英听了微微一笑，他心中想：我们要比外国人干得更好。而此时的蒋筑英还不满30岁。

此后，蒋筑英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发表了10篇学术论文报告。国内只要一提到光学传递函数，人们无不想到蒋筑英的名字。

科学道路上的“铺路石”

蒋筑英家住长春南湖附近。他有两个孩子，但是却从未带孩子到南湖玩过。孩子们多次求爸爸，却总被他一再推迟，因为他实在太忙了。他将他的时间都交给了科学研究。他总想着以后补偿，然而，他的生命却是那么的短暂。

    蒋筑英每天5点起床，一直忙到深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

    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这就是他的“备忘录”，里面记着一件件别人求助于他的事情，每件他都有问必答，从不耽搁。

    他懂得英、俄、德、法、日5门外语，可以博览外文书，对别人有用的资料，他翻译出来写在纸上，如果写得不干净，又工工整整地

誊清，送去给研究有关课题的同志参考。

    有人劝他:“依你的基础和才华，何不趁年轻时多写几篇论文！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为别人服务上，太可惜了!”蒋筑英笑着说:“国

家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一个科学工作者怎么能对生产实际问题袖手旁观呢？”

    不仅如此，在住房、工资和职称面前，蒋筑英一如既往先人后己。蒋筑英一家三口多年住在一间小平房里，条件很差。1980年底，所

里按资历和贡献给他分了一套三居室，妻子知道后高兴的一夜没合眼，他却找领导说:“我不要三间一套的，给我两居室就可以了。”其实当时女儿的个子己经超过了妈妈。最后在所领导的一再说服、动员下，才搬进了顶层的一套房子。

    蒋筑英可能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和丈夫，但是在同事们的眼中，他是无私奉献、公而忘私的楷模。他时刻为国家着想，为他人着

想，很少想到自己。他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浇开了一朵朵科技的新花：编写了我国第一个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设计了我国

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 ……所里的老同志说:“蒋筑英是‘永动机”’，他却把自己比作“铺路石”。

十几年的等待只为了那份《入党志愿书》

    

  每个人都有自己终生难忘的日子，蒋筑英也是。1982年5月14日，这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党支部书记找他谈话，把一份

入党志愿书送到了他的手上。望着手中的《入党志愿书》，蒋筑英的眼里闪动着幸福的泪花，这一天他终于盼来了！十几年了，他己记不清写过多少份入党申请书了。由于受到父亲冤案的影响一直未能如愿    最近一次写入党申请书是在他第一次出国临行前的一天。

    夜很深了，孩子们早己睡熟，妻子在给他准备行装，蒋筑英在屋里踱来踱去。他想的不是对异国风光的憧憬，也不是对离别妻子儿女

的挂牵。他对妻子说:“国家还相当困难，出国名额有限，谁不想有这样的机会？组织上偏偏给了我……党对我的要求不只这些。作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工作者，光是业务拔尖还远远不够……”说完，蒋筑英摊开稿纸，写下了又一封入党申请书。

    这一夜，他家窗户的灯光一直亮着，亮到凌晨。

    拿着《入党志愿书》，蒋筑英回到家里，将这个喜讯告诉家人。妻子亲自为他斟满了一杯酒，望着他那熟悉的消瘦面庞，酸甜苦辣涌上心头……14年了，几千个共同的岁月，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丈夫对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党的事业坚贞不二的心。

    1982年6月12日，组织上派他到成都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临行前，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写下了他的信仰和誓言:“一个人活着应当有个信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党的事业是永存的。我愿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

    而这份《入党志愿书》却成了他的绝笔。

    在成都工作期间，蒋筑英因为劳累过度，加之患有多种疾病:肿瘤压迫导致胆管狭窄，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症，感染性休克，急性肺

水肿。病情急剧恶化，抢救无效，于6月15日下午5时3分终止了呼吸，年仅43岁。

    噩耗传到北京，导师王大衍悲感交集，紧握双拳敲击自己的太阳穴，老泪纵横，连声叹道：“从何谈起，从何谈起啊！中国科学院刚决定把光机所的领导重担加给他时，他却离去了……”

蒋筑英的离去，像一颗耀眼的新星陨落，但他为中国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永远不会消逝！